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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小人物!
2020-03-24 16:13
2019年9月30日,《我和我的祖国》上映。这部从一开始就被涂抹上主旋律三个字的电影,在很多观众心里,早在观看之前就给出了一个不甚乐观的分数。
 
但在上映的第87天,《我和我的祖国》票房达到了31.02亿,跻身于中国影史票房榜的第8位。
 
这一工业属性的数字,可以进一步换算为,有超过八千万人观看了这部电影,在这八千万观众的评价里提到最频繁的词汇就是“感动”。
 
也就是说,《我和我的祖国》“小人物,大时代”的世界观设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现在回看,这个胜利不仅仅是一种在工业上集中优势兵力的重装出击式的胜利,也不仅仅是艺术上一种独辟蹊径的必然回馈。
 
中国电影之所以挖掘了一条类型迭代的小径,是因为这条小径最终通往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伦理的终极,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讴歌了那些时代里的小人物,才真正地碰触了那个大时代的魂魄。
 
电影热爱英雄,尤其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电影成为英雄的战场,各种超级英雄上天入地、翻江倒海、变化无端。
 
可历史是由无数小人物推动着滚滚向前,那些在历史节点上振臂呐喊慷慨赴死的英雄,都是被写进了时间里的小人物。
 
就像在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蒙哥马利市一辆公交车上,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斯拒绝给白人让座,说出了那句“我只是讨厌屈服”。
 
她这一举动点燃了美国民权运动的火焰,这个43岁的普通美国黑人,被尊称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就像公元751年,唐将军高仙芝与阿拉伯将军沙利战于中亚。因为军中的西域军队叛乱,唐军战败,军中的造纸工匠也被阿拉伯俘虏。
 
阿拉伯将军沙利命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第一个造纸场。此后,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经由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传播到欧洲各地,为印刷术打下了基础。
 
也正是因为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欧罗巴大陆出现了文艺复兴,黑暗的中世纪得以结束,工业革命随之开启。几个被俘的唐朝工匠,翻开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无数溪流的汇集,最终改变了潮水的方向。
 
在《我和我的祖国》上映三个月后,一种后来被命名为NCP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世界蔓延,中国成为最严重的地区。
 
这不是一部英雄电影,但像超级英雄电影那样,无数散落在民间的小人物挺身而出。
 
他们是普通的建筑工人,用九天的时间,日夜不停工,建造了一座1000张床位的医院。
 
他们是剪短了长发的女护士,剃光了头发的男医生,纷纷背上行囊,赶赴受灾最严重的疫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默默地坚守岗位,守护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
 
他们是名不经传的艺术工作者,用手机、文字记录这次突发状况里的城市和人群。
 
生活不像电影,在电影里,英雄拯救世界,但在生活里,拯救世界的都是小人物。在电影里,这叫戏剧高潮,在生活里,这叫小人物的担当。是人性中最闪光的那部分。
 
浩瀚的历史是由无数英雄串联起来的,但英雄都是时代大潮下走到风口浪尖上的小人物。
 
致敬,小人物!
 
 

历史,小人物制造

 
大疫袭来,各自宅家,漫长的“禁足”少不了读书、观影。应时当景,无数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呼应着当前人们的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沉思。
 
他们给予受难者以慰藉,给予思想者以灵感。
 
谁来书写曾经发生的事,记下曾经活过的人,近代以降的人文史早就给过答案,当那些痛苦终于散去,对于现在的我们,怎么讲述历史,就是怎么迎接未来。
 
记录时代的笔
 
小人物和普通人,并不完全等同,但之于我们的专题,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语”。为了方便,姑且在文艺作品范畴内使用“小人物”,而超出这个范畴时,让普通人(凡人)登场。
 
普通人创造历史的话语如果要成立,就需要重新定义历史的内涵。
 
以中国历史观而论,长期以来,建立在成王败寇认知基础上的帝王史观,固守久矣,这才有晚晴民国以来的一阵荡涤之态,才有了鲁迅先生“吃人”的怒呼。
 
不过这并非中国独有,在西方,各种历史著述、传记等正统,也长期以少数拔群之人为核心。
 
只是在近代,人文大兴,像哈布瓦奇这样的知识分子,才倡导日常生活的节日、仪式、聚会等以普通人为主的记述、讲述,口头与文字资料,同样是构成历史的重要,甚至是主要部分。
 
历史的内涵不仅发生了偏移,也实现了扩展,普通人才真正进入历史话语体系之中。
 
而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则是近代戏剧、小说的发展——相比之下,小说在这方面的贡献更为巨大一些——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提炼成更典型的小人物。
 
在狄更斯、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文豪的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比如奥利佛·退斯特、妓女羊脂球、葛朗台、拉斯科尔尼科夫等传世的经典人物。
 
而且,这种创作所要实现的是全面的“占领”,无论他们所谓好人还是坏人,正式通过区别开来的新人物,新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意识,才得以渗透到结构的深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蒙娜丽莎(贵族)逐渐变成了加歇医生(普通人),变成更多无名的面孔和身体——比如德加笔下的舞蹈演员。
 
这些虚构或者非现实的“人物”,引领着真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反向争夺着历史的话语权,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在这样的铺垫之下,电影,作为公认的大众艺术,复刻了这一过程。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空想的、瞎编的、错位的历史故事还魂,它所要满足的,也是其消费主力——大众的心理诉求,相比历史上任何已经存在的艺术形式,电影,都更契合近代以来,不断平视的视野变化。
 
也就是说,一定是现实生活酝酿出某种改变的契机,文艺作品的催化作用才有机会实现与现实的真正连接。
 
不是[熔炉]催生了对儿童遭遇性侵的法律改变,而是这种诉求催生了[熔炉],不过,这样的作品也值得被视为小人物创造历史的一个纪念碑。
 
在一个小人物可以介入历史叙事的社会氛围里,各种文艺创作总是拥有最敏锐的集体意识反应——虽然就成果而言,它可能是相当个人化的,它始终能代表相当一批人的诉求,它是边缘还是主流,也更容易通过文艺作品的边缘与主流,反应出来。
 
最典型的就是当代LGBTQ人群获得在电影中得到的“讲述权”,文艺作品的质量则是下一个问题,在讲述数量扩大之后,必然发生的彼此竞争会遴选出更经得起艺术与时间考验的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说,近年的奥斯卡的确实现了这种改变,而[月光男孩]的胜利,比[为奴十二年]的胜利,便是更往前的一步。
 
从之前不被讲述的小人物的故事,到超越族群与意识形态的个人情感与行为,这种“前行”是争夺历史话语权扎实步骤。
 
因为相比于英雄、伟人式的历史,小人物创造历史需要汇聚尽可能庞大的人群,而所谓乌合、群氓这样的概念,当然有效,但这本就是小人物创造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也跟接近人类真正的历史走向。
 
 
拨开历史的刷
 
让我们设想一下托尔金的中土,没有霍比特人。它依然拥有完整的世界观,但是托尔金的价值观,无疑将受到巨大的削弱。
 
想那霍比特人(半身人),在后来的奇幻世界之中,虽然是一个常规种族,但很少拥有在托尔金笔下的人文价值,他们本分、乐观,有些胆小,欠点自信,不乏好奇,更拥有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勇气。
 
这诸多品质,汇聚在比尔博·巴金斯身上,就有了贵为迈雅的甘道夫的称赞:在我看来,抑制黑暗的是那些普通人的琐细的日常点滴,那些细微的善意和爱。
 
进一步说,没有霍比特人的中土冒险,依然有可能是一部优秀的奇幻作品,但它就很难成为我们“小人物创造历史”主题的极佳代言人——这句是开玩笑,它就很难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伟大作品。
 
正是霍比特人的存在,让前文所述的历史叙事视角发生了改变。
 
旧时,类似荷马这样的口头文学传播者,不断重复着特洛伊战争里的神迹与神话般的人物,自然,这也是故事的需要,也是彼时文化传播的需要。
 
但是当特洛伊战争被证明为真,掩藏在这些至少是半神名字下的普通人,更多时候只能充当残酷战争中的尸体与数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特洛伊、发生在无定河、发生在凡尔登、发生在敦刻尔克,而越是靠近我们,历史的面孔就越丰富。
 
艺术形式,特别是电影,成为拨开历史浮土的刷子,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是由罗比([赎罪])与汤米([敦刻尔克])的视线构成的。
 
他们或许从未存在,从未相遇,但又如此真实,帮助那些无法再说话的普通人,向未来的我们投注含义复杂的目光。
 
这种刷子效应不仅发现新的视角,也重新审视着过往的视角。
 
就像[斯巴达克斯]会从叛乱变成起义,这是对旧视角的修正与批判;就像[拯救大兵瑞恩]会让诺曼底从反攻大行动,变成救人新史诗,这是对战争片传统宏观俯瞰式展现的扬弃。
 
也许人们会说,历史证明,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教训,总是重复某种结果。
 
然而,从艺术领域数百年来得变化来看,很多时候,是教训被讲述的不够多,是多样的历史讲述的不够多,而你听到的讲述决定你所认知的历史,我们也不能以个体短暂的生命衡量人类自身的变化。
 
而在讲述的声音多起来之外,讲述得早同样重要,让拥有未来的人知道更多的过去,那么未来就有可能与过去不一样。这不是大人物的事业,这是小人物的创造。
 
 
 
文章首发自《看电影》杂志2020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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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ketme(猴哥)
🤔
2020-03-24   23:41
别开枪 自己人
2020-03-2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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