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三岁看老
2020-02-17 16:15
2020年2月22日,西班牙国宝级导演布努埃尔诞辰120周年。
 
作为一个反叛的创作者,布努埃尔一生都在讽刺宗教和资本主义的路上狂奔,他在自传《我最后的叹息中》曾说:“记忆是我们的内聚力,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失去他我们什么都不是。”
 
所谓三岁看老,早在年少时期,布努埃尔就已经将生活和日后的电影搭上了一条细细的红线,顺遂或坎坷,超脱或现实,都不过是他早年记忆的发散和延伸。
 
死亡与性
 
1899年,路易斯太太和丈夫在去巴黎旅行的途中一家名叫塞隆莱旅馆的地方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次年2月22日,在家乡卡兰达,布努埃尔出生了。
 
和很多穷困潦倒的导演不同,布努埃尔是不折不扣的地主家的儿子,他家多有钱呢?
 
据说当时的西班牙——美洲银行一遇到资金支出困难,就会请求布努埃尔家的援助,因为他们的钱足以避免银行破产。
 
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让布努埃尔自小具备一种有钱人家小孩儿的气质,人家眼里关注的自然也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寒暖饱,而是怎么样才能打破无聊的规则,把叛逆玩出花样。
 
 
1900年6月,在布努埃尔出生四个月后,全家迁居到了萨拉戈萨,但每年夏天,父亲都会带他们回到卡兰达度假并参加敲鼓仪式。
 
在布努埃尔记忆中,卡兰达是一个处于中世纪状态的村镇,只有五千来人,是一个几乎孤立静止的社会,生活简单而平静。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对上流人士和地主有着天然的顺从和尊敬,阶级划分像坡上的梯田一样明确。当地比拉尔教堂的大钟有着指示生活的绝对权威,弥撒、祷告、丧葬都靠钟声在乡土间传递。
 
也是在这里,布努埃尔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深深的感受,这一点在他日后的电影中也多次出现,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只死掉的驴子,在[一条安达鲁狗]和[无粮的土地]中都曾出现过,就是源自在卡兰达的记忆。
 
当时,正在度假的布努埃尔和父亲路过一片橄榄园,微风中飘过一股甜腻腻、臭烘烘的味道,就见不远处一头死驴正在被残酷的啃食,成为了十几只秃鹰和几只狗的盛宴。那画面既让人恶心,又让人难忘。
 
多年后,为了在[无粮的土地]中还原记忆中这让人生理不适的一幕,摄制组真的杀死了一头无辜的驴子,又用蜂蜜涂遍尸体,造成一种叮咬致死的惨状,震撼是真震撼,残忍也是真残忍。
 
相比之下,[一条安达鲁狗]中拖着钢琴上的驴子尸体前行看起来反倒仁慈一些。
 
相对于死亡的直接,布努埃尔电影中对性的阐述,往往是胆怯而隐晦的。
 
在他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狗]当中,被男人觊觎的女人化成了床上的一身衣服,当男子抚摸女子的乳房时,突然转换成一副死人面孔的样子,这一切看似不着边际,其实抽丝剥茧也能从他自身的性体验中找到一些答案。
 
12岁之前,布努埃尔都一直坚信,孩子是从巴黎运来的,宗教对性的束缚和严格管控让少年们发展出了一条私底下的探秘之路。
 
 
闷热的夏季中午,布努埃尔和小伙伴们总是聚集在一家织品店的阴影里,关着门,把百叶窗严严实实的拉上,偷看店员借给他们的“色情”杂志,一本叫《葡萄叶》一本叫《K.D.T》。
 
放今天看来,这些所谓的色情杂志实在太纯洁了,连大腿根和乳房都看不清,印刷质量堪忧,但这种朦朦胧胧的倩影和幻想已经足以燃起少年们的欲望。
 
直到很多年后,提起年少的情欲,布努埃尔都会回忆起那个夏天织品店里的味道。
 
在他十三四岁那年,浴池的更衣室为男孩子们提供了另一个情色渠道——透过小孔偷看隔壁换衣服的女人——典型的性骚扰,但当时这群少年并未意识到。
 
当时正流行一种长长的帽子别针,一旦发现有人偷看自己,女士们就毫不客气的把别针扎入小孔中,刺向偷窥者的眼睛。
 
布努埃尔将这一细节运用到了自己1953年的电影[他]当中,时隔三十年依旧印象深刻,可见当时确实被这些长针吓得不轻。
 
到底是年少轻狂,碰上万物生长动物交配的季节,内心悸动一番也是正常。
 
但布努埃尔又不愿承认自己完全受下半身支配,自传中反复强调向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辩解的逻辑大概就是虽然我看情色书又逛妓院但我依旧是个纯情的好男人呦,只不过听起来没啥说服力就是了。
 
宗教与现实
 
按理说作为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少爷,布努埃尔若想走稳妥路线的话,怎么也能顺遂一生。
 
但人啊,总是缺什么想什么,平静安逸的日子过得久了,满心的躁动就压也压不住,总想着探求生命的意义,特别是布努埃尔这种好奇心旺盛的孩子,这就像大城市里被压榨到秃头的失眠社畜们,哪个没想过逃离该死的北上广回归大自然呢。
 
布努埃尔思想的转折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在这里他从一个坚定地宗教拥护者变成了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并在之后的电影作品中不遗余力的讽刺着宗教的虚伪。
 
在他的记忆中,教会学校的几年并不轻松,更谈不上愉快。统一的制服,严格近乎严苛的戒律,学生只要犯一点错误,就会被罚站,双臂伸平手上各托一本书。
 
学校想尽一切办法禁止学生们私下接触,两人并肩走时双手要交叉于胸前,以表明没有互相传递纸条,要至少相隔一米,以表明没有私下商议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一日下来,不管是教堂、教室还是食堂都是鸦雀无声,静谧的完全不像一群孩子呆的地方。
 
 
16岁那年,布努埃尔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心灵革命——从教会学校转学。
 
起因有两点,一是他遭到了同学们的恶作剧。
 
那是做弥撒的一个早上,在两位朋友的怂恿下,布努埃尔喝了他们买来的廉价烧酒,不胜酒力的孩子晕晕乎乎的来到了小教堂,在老师讲授福音的过程中吐了一地。
 
虽然在校长的出面下暂留了学籍,直到中考结束,但之后教职人员看他的眼神都不大一样了,充满着厌恶和鄙夷。
 
向来强调爱和包容的宗教竟如此表里不一,这让布努埃尔对自己长久以来的坚持产生了怀疑。
 
二是后两年他的阅读范围猛然变宽,了解了斯宾塞、卢梭、马克思,甚至还读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对一个宗教信仰者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他彻底迷茫了。
 
伴随着当时欧洲战事的开始,周围的一切都和他的信仰一样逐渐破碎、分裂了。
 
他开始反叛,反叛父亲,质疑宗教,讽刺资本主义虚假的表象,借助电影的力量扯开了那个社会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露出了现实满目疮痍的底色。
 
不过,出生于富绅人家的布努埃尔并非那种“何不食肉糜”的酒囊饭袋,他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底层人的生活,所以纪实路线也能驾驭的游刃有余。
 
只不过那时的布努埃尔阅历尚浅,生活尚且没琢磨透,也没能力去多想庄园外那些脸上脏兮兮的小朋友,为什么总是抢着去摘镇子口那些并不好吃的酸樱桃。
 
 
十几岁时,每年复活节和夏季,父亲都会带着一家人回到布努埃尔的出生地卡兰达,为了度假,他们专门修建了一所新的房子,风格和西班牙著名建筑师高迪的有些类似。
 
不管好看与否,至少看起来是个天堂一样的地方。
 
每当布努埃尔一家打开大门,就能看到门外一群八到十岁的孩子站在或坐在台阶上,惊奇的朝豪华屋内观望,其中不少人还抱着自己连鼻涕都不会抹的小豆丁弟弟或妹妹,因为他们的父母亲都在农田里干活,或者忙着做一家人充饥的土豆和菜豆。
 
当布努埃尔一家和仆人们坐在车上欢快地采风游玩时,总会在沿途看到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孩子们,他们拎着草筐在田间拾粪以帮助他们的父亲给菜田施肥。
 
1939年[无粮的土地]中,布努埃尔讲述了几乎出于原始赤贫状态的拉斯赫德斯人,他们缺吃少穿,疾病肆虐,青黄不接的五六月,连土豆都没得吃,只能摘些野樱桃来充饥,结果就是患上惯性痢疾,恶性循环。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一向超现实的布努埃尔会突然拍摄一部现实主义纪录片,这其实不难理解,中心还是对资本主义的犀利讽刺,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而已。
 
他见过最惨烈的人间真实,和那些漂亮的口号、画好的大饼相比,现实的一切反而足够荒诞,这很布努埃尔。
 
老布在回忆录中曾说,“我有幸在中世纪度过童年,那是个痛苦而美妙的时代,在物质方面很痛苦,但在精神方面很美妙,与今天正好相反。”
 
这样的生活孕育了他日后电影创作的灵感。给我们这些拥有了物质的沃土,却越来越逼近精神荒漠的人类一个恣意想象的机会。
 
遥望一个多世纪前的布努埃尔,那个刚刚学会用镜头观看世界的男人,却即将为世界电影带来近乎颠覆的改变,让我们愈加钦羡那个思想闪光的时代。(未完待续)
 
 
文章首发自《看电影》杂志2020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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