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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神迹
2019-11-04 11:4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丹麦电影业衰落。
 
在这衰落大势之中,卡尔·西奥多·德莱叶却横空出世,不仅在丹麦电影业异军突起,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包括英格玛·伯格曼、让-吕克·戈达尔、拉斯·冯·提尔、约翰·卡萨维蒂等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受他影响的痕迹。
 
 
1955年,他的[词语],在第1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捧回金狮奖。
 
卡尔·西奥多·德莱叶距离上一次拍摄长片,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但这部[词语],他信心满满:“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前,我一点儿也不紧张,因为我已经付出了全部,不可能更好了。”
 
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电影,也是拍摄起来最令他愉悦的电影。[词语]描绘神迹。而这样愉悦的拍摄环境,在苦行式电影拍摄,已经成为一种神话宣传术的今天,才真正是一种神迹。
 
[词语]改编自舞台剧,故事简简单单,与德莱叶之前的[圣女贞德蒙难记](1928)、[复仇之日](1943)一样,涉及宗教和信仰。
 
农场主波根家的信仰,同整个农场都不相同。小儿子的爱情,就因信仰分歧而遭受来自两家父亲的反对。
 
而二儿子,本在攻读神学,却发了疯,认为自己是耶稣,每天说着玄乎的话,像疯话,又像神谕。
 
大儿子则对信仰怀揣保留态度。神迹在故事结尾发生,每个人的信仰,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洗礼、加固或动摇。
 
但比起信仰本身,德莱叶更在乎的是,在信仰面前,人的变化。所以,真正的奇迹不是片尾的大儿媳复活,而是因这一神迹,大儿子坚定了信仰,二儿子也不再被视为疯癫,小儿子则和有情人终成眷属。
 
电影在此时戛然而止,余味悠长,玄之又玄。
 
 
选角上,掌管电影的神,就不吝啬显示他的神迹。选角可能是这部电影的最重要一环。而德莱叶又特别重视选角的直觉。
 
他聊起一心想拍的耶稣电影时,就曾表示,选谁来演耶稣并不是大问题,只要我看到了那张对的脸,自然知道,就是他了。
 
他又对“人”格外感兴趣:“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和人类的脸相比。世上最妙的体验,就是在工作室里,在灵感迸发的奇妙时刻,见证人们脸上微妙的表情变化。从人心内部审视这些变化,再将它们转变为诗歌。”
 
正因为对人的兴趣,德莱叶在选角上格外考究。演员要适合人物本身,在他看来只是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换句话讲,父子一眼望上去就是父子,夫妻之间确实有夫妻的感觉,兄弟三人也有兄弟般的磁场。
 
德莱叶选择了不少原舞台剧的演员,比如普雷本·勒尔多夫·雷。但其实两人,在1943年合作[复仇之日]时,不欢而散。
 
至少在普雷本的记忆里,最后一场戏他冲着德莱叶大发雷霆,然后干脆就扬长而去离开片场,按他的原话,“他是全世界我最不想合作的导演。”
 
但德莱叶在十年后就像无事发生过,打来一个电话邀他见面聊拍摄。普雷本哭笑不得地问:“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可算不上朋友。”德莱叶却说,没有啊,我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
 
普雷本在舞台剧版里,饰演的是大儿子,他本想让德莱叶知难而退,故意表示想演那个疯癫的二儿子,否则免谈。没想到德莱叶说,好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普雷本本来是随口一说,没曾想得到了这么个有挑战性的角色。面对这诱人的机会,普雷本也只能一笑泯恩仇。不谋而合,一定是电影之神的安排。
 
 
整个拍摄过程也是一种神迹。电影的拍摄,都在一种惬意的氛围下进行,也许有小小的困难,但并没有人放在心上,一切水到渠成,似乎电影之神在冥冥中帮了一把。
 
那是一个雨水充沛的夏天。德莱叶总在等天晴,等天气晴朗到,能拍出他需要的画面。
 
许多个下午,他就一边抽雪茄,一边喝咖啡,一边聊他对电影、对艺术的观点,聊他从前拍摄电影的趣事儿。
 
他也很少看剧本,因为“整部电影都在脑子里”。他甚至会问演员们,今天拍这场戏好不好啊,感觉状态不适合演这一场,我们就换一场演啊。
 
这种讲究灵感、状态而又成竹在胸的拍摄方式,与人们津津乐道的“控制狂”式导演模式截然相反,但又透露出德莱叶对于这部电影笃定的信心。
 
不难发现,[词语]神迹的出现,全然因为德莱叶全盘的筹谋。拍摄期间,他每天早上八点就来到片场,全情投入,一工作就是整整一天。
 
他考虑到了影片拍摄的每个细节。女演员西尔维娅·埃克豪森当时正好怀孕,德莱叶便征得她同意,录下她生产时痛苦的叫声,用于片中她角色的分娩段落。
 
他也计划好了长镜头的运用。上映之后,在第一个长镜头出现时,他故意问妻子,刚才那个段落,她看到了几个镜头。妻子答,很多个啊,很碎。
 
但评论者们称,长镜头是他的惯用风格,他又不高兴。因为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叙事节奏服务,都是用心的构思,而非某种习惯的延续。他不希望长镜头成为他的“终生风格”。
 
[词语]神迹的最后一环,当然是外界的反应。这部电影,成为德莱叶唯一一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电影。威尼斯奉上金狮奖,金球奖也颁给它最佳外语片。
 
但不太神奇的一点是,尽管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德莱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能改变整个丹麦电影业的局势,哪怕是德莱叶,再想要拍摄一部电影,依然不容易——他的下一部,也是一生最后一部电影,[葛楚],要等到1964年,也就是整整九年后。
 
 
文章首发自《看电影》杂志201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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